（4）程序共识功能，即人民通过公开而理性的参与程序，学会在实体利益关注之外真正理解程序的价值，逐渐形成关于程序本身的共识，从而信任特定法律程序能够为其多次反复的利益博弈提供一种理性公正的游戏规则，从而自觉地进入这一理性化的游戏程序及其角色。

缺乏宪法之形式依据的司法审查权尽管仍然饱受争议，但其通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宪法解释与适用技术，并成功地推动着美国社会应对各种可归属于宪法的结构性危机，从而成为一种普通法上的宪法制度——这也充分印证了美国式司法宪政主义的普通法胎记。10、宪法的制定者显然把该文件设想为针对法院——就像针对议会——而设立的规则。

[5]柯克在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分类范畴，即自然理性/人为理性，并将法律裁判作为一项专门的技艺。司法宪政主义之不同模式的选择理由则有所不同：在美国模式中呈现为普通法理由和成文宪法之形式逻辑，以普通法理由为主。根据吴庚教授的总结，凯尔森的批评意见主要有四点：（1）施米特引述贡斯当中立性权力学说的动机在于对魏玛宪法第48条进行扩大解释，证成总统的宪法守护者地位。《英国法释义》深深影响了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法律精英和法学教育，强化了英国普通法对美国法的系统性影响。[26]施米特只是对贡斯当的理论逻辑作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动，即这种中立性权力并不高于常规政府权力，而是平行关系。

（5）1955、1986年最高院的两次批复显示了司法的节制精神，不同于2001年批复中彰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笔者认为这一政治宪法结构应认定为作为中国宪法之元原则的人民主权在宪法上的道成肉身，具体包括三个要素：（1）真理取向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党的领导）。祝捷，2009年获得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但是，邓小平同志考虑到台湾当局有关中央对地方模式的可接受度，又在同一场合指出：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2}。尽管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最终必须通过政治的方式解决，但根据议题化的解决方式，在大陆和台湾就政治关系定位进行谈判前，用去政治化的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消除政治关系定位中国家、政府、实体等政治概念的干扰，也是务实和可行的。综上所述，政治对立论对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大陆和台湾之间当前政治关系的实质是一国内部的政治对立关系，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应以结束这种政治对立关系为标准，至于采取何种模式定位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应由两岸通过务实探讨决定。第二，大陆和台湾之间是否具有对等关系。

同时，两岸回避了政府、实体等政治性内容，大陆和台湾以两岸模式进行政治性交流时，如果由公权力机关直接接触，将出现两岸是否承认对方公权力机关合法性的敏感议题。1986年至1987年间，台湾当局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又于1991年通过修改宪法，在台湾地区实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

我们所称的两岸，是一国框架内的两岸。联合国2758号决议在指代台湾当局派驻联合国的代表时，没有用台湾政府代表或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而是代之以蒋介石的代表。其二，从发展的角度看，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两岸的政治定位模式，可以缓解大陆和台湾进行政治性谈判的负担，从而创造有利于实现一国两制的条件。台湾当局的上述政治关系定位模式，违背了历史事实，因而不可能为大陆所接受。

确定合适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以符合结束政治对立的标准，是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关键。考察大陆和台湾提出的各种定位模式，我们认为，这些模式都难以为大陆和台湾所共同接受，因而难以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将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体现了对政治关系定位阶段性的解决方式。大陆和台湾分别提出过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中央对地方、两党、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定位模式，但都没有为大陆和台湾所共同接受。

{7} 两岸的形成同欧洲含义的变迁一样，为拉哈的观点提供了注解。根据陈水扁对一边一国论的解释，所谓一边一国是指台湾是我们的国家……不是别人的一部分，不是别人的地方政府，别人的一省，台湾也不作第二个香港、澳门，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三）两岸与相关范畴的关系尽管两岸有着足够的解释空间，但这毋宁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前文已述，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层面采取暂时搁置的态度，而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个授权团体进行事务性交流，从而形成两岸事务性交流中的两会关系。

第一，胡锦涛同志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这就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奠定了基础。【参考文献】{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因此，以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模式来定位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不仅不能解决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上的争议，反而会因此加剧两岸在政治上的对立。两岸也是一个具有足够解释空间的定位模式。（一）两岸的形成欧洲学者法布里斯·拉哈（Fabrice Larat)描述欧洲一词时指出：语言的演变就像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洞察政治秩序的变化。（二）中央对地方中央对地方是大陆方面在1979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张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胡继堂，等．现代中国国家统一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165.{4}{9}邵宗海．两岸关系[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6.631,374.{5}郑樟雄．国家主权评析两岸统合模式[R]．台湾南华大学公共行政与政策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116.{6}全文参见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 -01 -01.{7}[德]法布拉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如何运作？—分析框架之设想[J].彭姝祎译．欧洲研究，2003,(3){8}沈卫平．两岸关系应该如何定位—兼评一边一国论[J]．中国评论，2003,(3).周叶中，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武汉大学比较宪法研究中心主任。将两岸事务，尤其是敏感事务议题化，是大陆对两岸事务的一贯主张。

事实上，正是由于大陆和台湾存在政治对立，所以才在形式上体现出两个地区、两个政府、两个实体，甚至两个国家的外观。因此，作为法律概念的两岸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更加具有参考意义。

这时，两岸才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出现，成为大陆和台湾的代称。在过去几十年间，两岸一词的形成及其在语义上的变化，折射着两岸关系的变化。

2006年2月，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也在制度上抛弃了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第二，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在现阶段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为大陆和台湾进行两岸协商谈判，以及大陆和台湾就政治关系定位进行深入谈判提供了对话条件。1981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叶九条中提出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建议。台湾当局主张的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政治关系定位模式，都以领土、主权、政府、国家等两岸关系中的表面性、形式性概念为基础，而没有意识到两岸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对立。

两岸一词的出现，本身就表征着两岸关系从不接触状态向接触状态的转变。第二，胡锦涛同志指出，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这就确定了大陆和台湾解决政治关系定位问题的标准。

可以说，两岸本身就包含了两制的含义，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共同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虽然两岸的上述用法，并非将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而是一种称谓，但在大陆和台湾因国家和主权争议，无法就政治关系定位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将这一称谓上升为定位，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由此可见，两岸和两会是大陆和台湾在不同层次的定位模式：两岸是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而两会是大陆和台湾在事务层次的关系定位。

作为政治概念的两岸通常有两种用法：其一，人们将两岸作为政治概念使用时，并不是严格地指称地理上的台湾海峡两岸，因为台湾地区并非仅包括台湾海峡一侧的台湾岛，还包括澎湖、金门和马祖三个岛屿，而这三个岛屿虽在地理上属于大陆一侧，但在政治上是属于台湾一侧的。1983年6月，邓小平同志提出用国共第三次合作代替中央与地方谈判后，两党模式成为大陆对政治关系定位的新主张。根据大陆和台湾的有关法律，两岸是指两个依据不同根本法（暂不考虑该根本法的合法性）所产生的公权力机关进行有效管辖的区域。考虑到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我们认为，作为地理概念的两岸可以作为现阶段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模式。

第五条提出台湾当局及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通过国共第三次合作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3}。

但是，将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进行议题化和阶段化处理，并非意味着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可能被定位为两国，或其他台独模式。这些模式为我们讨论大陆和台湾在现阶段的政治关系定位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这看似矛盾的话语背后，体现了两岸关系在过去60年的深刻变化。这时的两岸甚至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大陆和台湾的重要文告和领导人讲话中都没有出现两岸一词。